◆ 仰韶文化是中國第一個被發現和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在考古學研究和考古學史中都具有重要地位
◆ 仰韶文化時期是古史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也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關鍵時期
◆ 農業的成熟、人口的集中、早期城市的出現、社會階層的分化都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現
◆ 與此同時，在長江流域以稻作農業為基礎的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以及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明也同步發展起來，中華文明的起源正式進入到古國時代
◆ 延伸閱讀：
考古百年，這些人帶我們聆聽泥土下傳出的文明絮語
仰韶文化：中國考古學文化的源頭
來源：學習時報
仰韶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學文化，距今約7000—5000年，主要分布在陜西、河南、山西三省，影響遠達甘肅、青海、湖北、河北、內蒙古等周邊地區，陜西西安半坡、陜縣廟底溝、河南鄭州大河村、山西夏縣西陰村、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都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同時，仰韶文化也是中國第一個被發現和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在考古學研究和考古學史中都具有重要地位。
仰韶文化的由來
仰韶文化最早由瑞典學者安特生發現并命名。他曾兩次前往河南澠池仰韶村考察，并于1921年末對仰韶村遺址進行正式發掘。隨后，他發表了在仰韶村等遺址調查、發掘的初步結果，提出“仰韶文化”是中華遠古文化。
在研究初期，雖然安特生認為仰韶文化的彩陶與中亞、東歐等地的彩陶有相似之處，但他并未對此作出肯定解釋。1923—1924年，他到甘肅、青海等地進行調查后，認為甘肅齊家坪的彩陶較河南者更早，并提出仰韶文化是從新疆遷入黃河河谷，而新疆遠古文化又受中亞、西亞文化的影響，即“仰韶文化西來說”。對于這一觀點，我國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明確指出，山西夏縣西陰村、河南澠池仰韶村的遺存都較甘肅的仰韶文化更早。夏鼐先生在甘肅陽洼灣發掘所獲的地層證據則證明了甘肅仰韶文化較齊家文化為早。這一系列發現和論證都有力地駁斥了“仰韶文化西來說”。
▲ 參觀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館內拍攝展板（6月12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彩陶文化與旱作農業
自1921年至今，經過近百年的調查、發掘和研究，考古學界對仰韶文化的起源、發展階段、基本特征等問題都有了深刻的認識。研究表明仰韶文化前后歷時2000余年，是延續時間最長的考古學文化，可以大致分為早、中、晚三個階段。
▲ 這是仰韶文化博物館展出的文物彩陶盆（4月10日攝）。
仰韶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絢麗的彩陶，因此早年的一些研究者也直接將仰韶文化稱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早期（距今7000—6000年），以西安半坡遺址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開始階段，彩陶以黑彩為主，圖案多寫實，如魚、蛙、人面紋和幾何紋等。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000—5300年），以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大發展階段，彩陶以黑彩為主，還出現紅彩、白衣彩陶等，圖案主要是由幾何紋構成的花卉形圖案。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認為廟底溝彩陶的主題花卉圖案描述的是玫瑰花的形象，因此有“華山玫瑰燕山龍”的詩句。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300—4600年）是彩陶的衰落階段，以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為代表，彩陶以紅彩為主，圖案趨于簡單，有條紋、網格紋、折線、圓點等。
▲ 這是河南省鄭州市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內展示的彩陶片（12月11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旱作農業主要以小米（包括粟黍）為基本農作物，飼養豬、狗等家畜的農業經濟形態。旱作農業在黃河流域起源，并在黃土高原地區大發展，長期以來是中國北方地區的主要經濟形態。仰韶文化時期是旱作農業經濟從起源到成熟發展的關鍵時期。多學科研究表明，大致在仰韶文化半坡階段旱作農業經濟成熟起來，形成了固定的農作物種植結構和家畜飼養模式，并在廟底溝階段伴隨著彩陶迅速向周邊地區擴張，至距今5000年前后擴展到了東北地區的西遼河流域、長江中游地區、東南沿海等。可以說仰韶文化奠定了中國傳統旱作農業的基礎，也是華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經濟基礎。
早期中國文化圈
廟底溝期是仰韶文化的興盛時期，也是當時勢力最強大的史前文化。這一時期，仰韶文化內部各地方類型不斷融合和一體化趨勢加強。關中和甘肅東部的仰韶文化受其影響發展為泉護類型，晉中北、冀西北的文化面貌則與其基本相同，花瓣紋彩陶、雙唇口尖底瓶、葫蘆形瓶等廟底溝類型的典型器物也廣泛見于豫中南及鄂北地區。
不僅如此，它還從中原核心區向外強力擴張，花瓣紋彩陶的廣泛分布就是其影響力的一個具象表現。以弧邊三角形為特征的花瓣圖案彩陶，不僅遍及黃河中游的整個仰韶文化分布區，還在東北方向一直影響到西遼河流域，向東影響到山東和東南沿海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和崧澤文化，向南則滲透到湖北、湖南和重慶三峽地區的大溪文化，雖然這些仰韶文化鄰境地區的主體器類仍為當地傳統，但也能見到正宗或變體花瓣紋彩陶。盡管這種向外擴張的動力和方式尚不明晰，但現有的材料已顯示出中國大部分地區在這一階段交融聯系形成了一個相對的文化共同體。
黃帝時代與古國文明
仰韶文化時期是古史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也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關鍵時期。隨著旱作農業經濟的成熟，仰韶文化的聚落持續穩定地發展，各地人口規模不斷擴大。經過千余年的積累，到廟底溝類型時期，聚落出現大繁榮，在數量、面積上均達到頂峰。有陜西高陵楊官寨、河南鞏義雙槐樹這類面積超過百萬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有如河南靈寶西坡這類約40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更常見的是如河南陜縣廟底溝這樣約24萬平方米的中型聚落和10萬平方米以下乃至面積更小的小型聚落。各地聚落大小規模差別顯著，特點突出，呈現出多層級的區域聚落結構。
▲ 這是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內的仰韶文化房基（12月11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除聚落之間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之外，聚落內部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分化。在那些發現數十乃至上百萬平方米大型聚落的地方，往往還發現有大型墓葬，墓穴面積數倍于小型墓地，有槨室甚至還發現木棺，隨葬品數量雖然不多，但有象牙、玉飾件和玉石鉞等，以及成套的飲食陶制明器，頭骨上還殘存朱砂。此外，面積超過200平方米的特大型房址或百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也是聚落分化的表現，在華縣泉護村、白水下河、靈寶西坡等遺址都有所發現。這些半地穴建筑都經過了非常細致、復雜的建筑工序，如挖成半地穴和門道、依托立柱建筑墻體、鋪設不同材質的居住面墊層、設置室內柱、地面處理和裝飾、室內修整和墻面等。許多學者認為這類大型房屋可能是舉辦公共活動、處理公共事務的場所，與面積十余或幾平方米的小型房址有所不同。
農業的成熟、人口的集中、早期城市的出現、社會階層的分化都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現。與此同時，在長江流域以稻作農業為基礎的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以及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明也同步發展起來，中華文明的起源正式進入到古國時代。
延伸閱讀
考古百年，這些人帶我們聆聽泥土下傳出的文明絮語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短短百年的中國現代考古史上，功勛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閃爍
◆ 他們扎根田野，櫛風沐雨，用一把小小的手鏟，從一方方看似平平無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寶，逐步揭開古老中華文明的密碼
◆ 百年來，隨著各個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不斷被發現和發掘，中國的歷史軸線隨之不斷被拉長
▲殷墟第一次發掘開工，全體工作人員合影（資料照片）。
2021年10月，中國現代考古學迎來百年華誕。
1921年秋，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遺址第一次發掘，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也證實了中國存在非常發達的遠古文化。
此后，中國考古學進入了以田野發掘為基礎的科學、規范的階段。安陽殷墟、章丘城子崖、廣漢三星堆、杭州良渚、偃師二里頭、赤峰紅山、鞏義雙槐樹……百年來，隨著各個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不斷被發現和發掘，中國的歷史軸線隨之不斷被拉長，文明細節不斷被豐富。
短短百年的中國現代考古史上，功勛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閃爍。開辟了中國人自己進行科學考古發掘道路的李濟，中國第一位受過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并一生致力于考古事業的梁思永，提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文明觀的蘇秉琦，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夏鼐……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扎根田野，櫛風沐雨，聆聽泥土下傳出的絮語。他們用一把小小的手鏟，從一方方看似平平無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寶，逐步揭開古老中華文明的密碼。
從仰韶開始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澠池縣一塊黃土臺地上，三面環水，仰首即可看見巍峨蒼茫的韶山，所以得名“仰韶”。這里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圣地”。
從1918年起，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和助手數次來到這個小村莊，采集到大量石器、陶片，并敏銳地作出判斷：仰韶村是中國遠古時代一處重要文化遺址，極有必要進行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
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1921年10月，安特生帶領袁復禮等中國學者到仰韶村，正式開始發掘。歷時36天，開挖17處發掘點，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貴遺物。一種新的史前文化類型“仰韶文化”由此被發現并命名。
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仰韶村遺址的發掘，開啟了對仰韶文化的認識，這不僅是中國第一個通過考古發現認識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有沒有新石器時代的認知空白，國人為此欣喜、振奮。
2020年7月15日拍攝的仰韶文化博物館（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安 攝
然而，安特生1923年在其著作《中國遠古之文化》中卻提出，“然以河南與（中亞）安諾之器物相較，其圖形相似之點既多且切，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后來，又在甘肅、青海地區發現了大量精美彩陶，由于當時華北地區沒有發現比新石器晚期時代更早的遺址，而在此之前，歐洲、中亞均有彩陶出現，安特生進一步推斷，中華遠古文化是在歐洲和西亞文化影響下產生的，進而提出了“中華文化西來說”——中華文化是西方“新文化”與中國原有文化融合的產物。
可想而知，在那個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安特生對于中國文化的論述，既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新興學科的探索熱情，又喚起了他們對民族命運的隱隱陣痛。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曾言：“說起來中國的學者應該感覺萬分的慚愧，這些與中國古史有如此重要關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的……這些情形，至少我們希望，不會繼續很久。”
以李濟為代表的中國考古人很快就行動起來。1926年初，留美歸國的人類學博士李濟頂著寒風，帶隊前往山西夏縣西陰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證據，闡明彩陶的來源和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梁啟超曾給兒子梁思永寫信談到這次行動，針對當年安特生判斷的仰韶文化來自西方的論斷，他說這些中國學者“想翻這個案”。
西陰村的發掘，再次擴大了已發現的仰韶文化范圍，也是中國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在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李濟在掌握西陰村發掘材料的基礎上，堅定了對“中華文化西來說”的謹慎懷疑：“考較現在我們所有的材料，我們還沒得著十分可靠的證據，使我們斷定在中國所找的帶彩陶器確發源于西方。”
另一條路徑
“（他們）演說中里頭還帶著講‘他們兩個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濟之是學人類學的），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梁先生之公子’。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
1927年1月10日晚間，梁啟超懷著激動的心情給遠在美國的梁思永寫了一封長信。當天，李濟等人從西陰村考古發掘歸來，清華國學院舉行了茶話會，梁啟超參會并聽了李濟做的報告。
這一年夏天，梁思永聽從父親的建議，中斷學業。回國一年間，他擔任清華國學院助教，兼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的審察員，大都沒有薪水。利用在美國所學，他對山西西陰村發現的一萬多個陶片進行了詳細分類。這批陶片沒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復原的器物，但通過與國內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對比研究，他肯定了西陰村與仰韶村是同時代的遺存。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繼續深造。基于回國一年間的經歷，他完成了碩士論文《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這是中國考古學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專題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對后來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義。
梁思永還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的地層劃分方法：以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來劃分地層，為科學而準確地認識古代文化遺存打下了基礎。1931年，山東城子崖遺址第二次挖掘由梁思永主持，當時他年僅27歲。1939年，根據城子崖的挖掘成果，他撰寫了《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龍山文化的發現，也讓當時無法推翻“中華文化西來說”的中國考古人找到了另一條解釋中華文明起源的路徑。以李濟、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為首的學者認為，中國文明的根在環渤海灣一帶，提出龍山文化自東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東發展的“東西二元對立說”。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這一學說在學術界始終處于主導地位。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認為，如果要給百年中國之考古作階段劃分，1921年仰韶遺址的發現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為第二階段，改革開放以來為第三階段。
“在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希望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是‘整理國故’的具體表現；二是希望用中國材料來回應‘中國文化西來說’，主要是針對安特生的觀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說。
從“實習生”到“奠基人”
1935年春季，從發現之初就帶給世人無限驚喜的殷墟，迎來了第11次發掘。25歲的夏鼐以實習生身份參加了這次發掘。此前一年，他從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并以絕對優勢的成績拿到了公費留學名額。
畢業前夕，他為自己選好了繼續求學的研究方向——中國近代經濟史。但當時，留美考試在北平擇定的專業是“考古學門”，因此成績一公布，他就面臨研究方向的選擇。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寫道：“自己本來預備了弄的是中國近世史，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我并沒有預料到，我有些彷徨無主。”
1935年3月，正在殷墟發掘現場參加實習的夏鼐，得知這一年的留美考試有“經濟史”一門時，他“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學也”，認為自己本是埋首讀書的人，考古學的田野工作并非所長。在殷墟兩個多月后，即將結束實習時，他在日記中仍流露出類似的想法，“我覺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對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厭了，覺得它的單調，不生興味”。
盡管殷墟的發現是如此驚天動地，“一片甲骨驚天下”，殷墟使傳說中的商朝徹底被證實，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往前推進了1000年。但是從夏鼐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位日后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當時對考古并無多少興趣。
殷墟的發現頗具傳奇色彩。1899年，金石學家王懿榮在北京發現中藥店中所售龍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符號，意識到這或許是珍貴文物，于是開始重金收購。后經羅振玉、王國維等人考證、調查，發現出土甲骨的河南安陽小屯村，正是文獻上所說的殷墟。
對殷墟遺址的發掘，打開了中國考古學田野考古的一座寶庫。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先后組織殷墟發掘15次，發掘大墓11座、方坑1個、小型墓和祭祀坑1200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兩萬片和大量陶器、銅器、玉器等。
“殷墟的發掘，把輝煌的商代文明展現給了世界。中國之所以成為四大文明古國，和殷墟發掘有很大關系。”陳星燦說。
當年參與殷墟發掘的夏鼐，與梁思永幾次面談，并與李濟通信，反復商酌自己留學的去向問題。在他們的指導和幫助下，夏鼐把赴美留學改為赴英。在選擇方向時，他認為，“中國將來之考古學，必須以埃及考古學之規模為先范，故中國之考古學界，必須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學，以其發掘技術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鏡。”
轉入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系前，通過幾個月的潛心學習思考，以及在殷墟發掘中打下的基礎，夏鼐逐漸對考古學產生了興趣，從最初的猶疑彷徨轉變為方向明確的決心。但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日后他會領導中國考古事業長達30余年。
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樓，一尊夏鼐的石像神情安詳，目光斜望遠方。這是一個被所有考古研究所成員敬仰的名字，不僅在于他曾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更因為他是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
1950年，夏鼐主持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規模考古發掘——河南輝縣戰國時代車馬坑的發掘。他親自動手，冰天雪地里，在車馬坑里一蹲好幾天，用木炭一邊烤一邊剔。終于，19輛大型木車的遺存，完整重見天日，震驚世界。
1955年，夏鼐首次關注到碳14測年技術，并把它向中國考古界做了介紹，馬上引起考古界強烈反響。在夏鼐的領導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年輕物理學家仇士華、蔡蓮珍夫婦被調到考古所，中國第一個碳14實驗室正式籌建。
“夏鼐先生同樣在文物保護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經他提議，不主動發掘帝王陵成了考古界的一個定規。”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
又一次轉向
20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日益發展，為了應對基本建設中考古力量嚴重匱乏的局面，當時的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1952年至1955年聯合舉辦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學員總數達369人。而這四期學員，逐漸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堅力量，被譽為考古界的“黃埔四期”。
▲ 古人類學家吳汝康（右一）、考古學家賈蘭坡（右二）、蘇秉琦（右三）、安志敏（右四）正在對金牛山人類化石進行鑒定。新華社記者 喻惠如 攝
蘇秉琦和夏鼐同為訓練班的教員，參與了訓練班的籌劃和領導工作。蘇秉琦也是考古學教育的主要創辦者之一，主持北大考古專業30年，為辦好考古專業、培育考古人才、充實全國各地考古隊伍做出了突出貢獻。而蘇秉琦更常被人稱道的，是他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理論。
1986年7月24日，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被發現。牛河梁遺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處祭祀場所，屬于紅山文化——紅山文化以赤峰東郊紅山后遺址命名，距今6500年到5000年，分布于東北地區西遼河流域。這一發現，將當時所認知的中國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而同時期杭州良渚大墓、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發掘，均表明距今4000年至5500年，各個流域都已形成復雜社會。這些重大發現，也讓考古學界一直秉承的中華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論”岌岌可危。
中華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時何地？這是中國考古學界的核心問題。蘇秉琦提出：認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華大一統”觀念是個“怪圈”，需要跳出來。中華文明并非一燈燭照，而是滿天星斗。他把中華大地分為6大區系，認為每一塊都有獨立的文明起源和發展體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塊。到夏商時代，隨著各地文明交流與融合，以及對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蘇秉琦的這一學說，與美籍華人學者張光直提出的“中國（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迅速在學界內引發熱議。在蘇秉琦的啟發下，學者嚴文明又在1987年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論，認為“中國史前文化是一種分層次的向心結構”，“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在文明的發生和形成過程中，中原都起著領先和突出的作用”，其他地區則是“花瓣”。
蘇秉琦在學術上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重建中國史前史的考古學新任務。在1991年第12期《考古》雜志中，蘇秉琦寫道：“40年來，我們忙于日益繁重的田野工作，側重于進行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相對來說，重建史前史的任務無暇顧及，甚至在一些考古學家頭腦里，重建史前史的觀念淡薄了。”蘇秉琦通過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又進一步提出了要重建中國古史框架、構建中國國史框架，做社會考古學的目標：“持續多年的結果，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的研究被人為地割裂了，上下不能貫通，以至對中國史前史各自只能有片斷的而非完整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后，以上世紀90年代為界，在此之前中國考古學的主要任務是做文化譜系研究，即用考古材料構建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史前文化的時空框架，這一階段夏鼐先生是當之無愧的領袖。此后開始側重歷史和社會研究，強調透物見人，代表人物則是蘇秉琦先生。”孫慶偉說。
常志國史丹心
縱觀中國現代考古百年歷史，考古已不僅是一門學科，對于中國考古人來說，考古更代表著常志國史丹心的求實精神。
采訪過程中，我們常問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定義新時期考古人的初心使命？王巍的回答也許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國考古人始終以構建中華文明發展脈絡作為自身最根本的任務。
“要積極培養壯大考古隊伍，讓更多年輕人熱愛、投身考古事業，讓考古事業后繼有人、人才輩出。”對于中國考古學的長足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有著更加長遠的眼光。
而令人欣慰的是，考古隊伍綿延跌宕，考古精神薪火相傳。近年來，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就讀考古專業，到重大考古新發現頻上熱搜；從《國家寶藏》等考古類綜藝廣受追捧，到“博物館熱”成為全民潮流，再到“考古盲盒”等文創產品供不應求，考古學在大眾視野中的“升溫”有跡可循。
歷史離不開考古。我們從哪兒來？未來到哪兒去？關于中華文明演變歷程的尋根探源，飽含著公眾素養提升、建構文化認同、增強文化自信的情感，不僅是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更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工作。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國家和民族的根脈，就是歷史和文明。正是一代代考古學家的努力，讓現代人得以聆聽泥土下的文明絮語，也讓我們尋回了那一塊又一塊關乎歷史文化遺產的“拼圖”。
“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中國考古人的初心和使命，正如學者蘇秉琦先生所言，“為歷史而考古”“以考古學修國史”。回眸考古百年，常志國史丹心，新一代中國考古人承繼前輩“風餐露宿、青燈黃卷”的優良傳統，正擔負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時代使命與學術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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